《中庸》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，是儒家经典之一，原是《礼记》第三十一篇，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。其内容肯定“中庸”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，把“诚”看成是世界的本体，认为“至诚”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，并提出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。宋代从《礼记》中抽出，与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为“四书”。宋元以后，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，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其主要注本有程颢《中庸义》、程颐《中庸解义》、朱熹《中庸章句》、李塨《中庸传注》、戴震《中庸补注》、康有为《中庸注》、马其昶《中庸谊诂》和胡怀琛《中庸浅说》等。

后世影响

《中庸》是儒家经典，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，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，位于“四书”次位，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、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。中庸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，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。

《中庸》在西汉时被戴圣整理并编入《礼记》中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伴随着儒道合一、佛道流行的时代新趋势，有学者把儒家的“中庸”与道家“无为”联系起来，为“尚俭”立据，但影响有限。如刘劭在《人物志》中将“中庸”作为一种极高德行来推广，把“中庸”列为最完美之“情性”。据记载，当时伴随着佛家“格义”学说的流行，还有引佛家义理释解“中庸”的著作出现。唐代李翱将《中庸》尊为经书，撰有《中庸说》，提出了一个《中庸》的传承谱系，并与佛家心性之学相糅合，阐发与弘扬《中庸》儒家天命性道学说。他将传承《中庸》的本意弘扬性命之说为己任，在糅合佛儒观念的基础上，用佛家“不动心”的理论来诠释儒家“诚”的内涵，不仅由此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，同时，其融汇佛家与儒家的心性学说为一体，对于后来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宋代以来，《中庸》逐步确立了儒家经典地位，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。宋真宗年间，曾将《中庸》一书作为科考的内容；宋仁宗时，还对新中的进士颁赐《中庸》一书以为奖励。北宋程颢、程颐首先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同等看待，并行同列，提高了《中庸》的儒学地位和社会影响，为《中庸》成为宋明道学问世的理论基础，开辟了道路。南宋朱熹作《中庸章句》，与《大学章句》《论语集注》《孟子集注》合编成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；南宋嘉定五年（1212）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被晋封为“国学”，“四书”的官方地位被正式确立，《中庸》遂正式升格为儒家经典。元仁宗皇庆二年（1313），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被钦定为科举出题用书。明成祖为《四书五经大全》御笔作序，颁行天下，成为明代科举取士的唯一准则。清代，“四书五经”仍是封建科举考试的钦定必考书目。作为“四书”之一的《中庸》，地位也随之不断被抬升，达到了它的至高地位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集团的御用工具和理论依据。

到了近现代，梁启超、孙中山视《中庸》为国宝。毛泽东改造中国也从中庸入手，曾用“矫枉过正”指导农民运动，又以“过犹不及”领导延安整风。

二十世纪上叶，由于西方现代性初入中国，《中庸》思想受到误读，一些人认为“中庸”无非是保守性、庸常性之类，应该被批判和抛弃。这一文化中断和思想愚化，使得当代人对中国思想经典相当隔膜。

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国际关注的话题，以及新的出土文物文献的发现的阐释，人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重要体现的《中庸》研究更加深入，其意义不仅为当代中国学界所关注，而且成为国际会议的重要议题。

作者简介

子思，鲁国人，姓孔，名伋，孔子之孙，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
人物之一，历史上称之为“述圣”，他开创的学派被称为“子思之儒”，与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。其主要作品有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子思》二十三篇，已佚。